琦君散文集——《素心笺》 髻 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天盘成了一个螺丝似的尖髻儿，高高地翘起在后脑，晚上就放下来挂在背后。

我睡觉时挨着母亲的肩膀，手指头绕着她的长发梢玩儿，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混着油垢味直薰我的鼻子。

有点儿难闻，却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安全感，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每年的七月初七，母亲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头。

乡下人的规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

如洗了头，脏水流到阴间，阎王要把它储存起来，等你死以后去喝，只有七月初七洗的头，脏水才流向东海去。

所以一到七月七，家家户户的女人都要有一大半天披头散发。

有的女人披着头发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样，有的却像丑八怪。

比如我的五叔婆吧，她既矮小又干瘪，头发掉了一大半，却用墨炭划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额角，又把树皮似的头顶全抹黑了。

洗过头以后，墨炭全没有了，亮着半个光秃秃的头顶，只剩后脑勺一小撮头发，飘在背上，在厨房里摇来晃去帮我母亲做饭，我连看都不敢冲她看一眼。

可是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却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

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拢一下，一会儿又飘过来了。

她是近视眼，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的俏丽。

我心里在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见妈妈这一头乌亮的好发，一定会上街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给她，要她戴上。

妈妈一定是戴上了一会儿就不好意思地摘下来。

那么这一对水钻夹子，不久就会变成我扮新娘的“头面”了。

　　父亲不久回来了，没有买水钻发夹，却带回一位姨娘。

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

　　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像一只大蝙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

她送母亲一对翡翠耳环。

母亲只把它收在抽屉里从来不戴，也不让我玩，我想大概是她舍不得戴吧。

　　我们全家搬到杭州以后，母亲不必忙厨房，而且许多时候，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所以父亲一定要她改梳一个式样。

母亲就请她的朋友张伯母给她梳了个鲍鱼头。

在当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父亲就直皱眉头。

我悄悄地问她：“妈，你为什么不也梳个横爱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母亲沉着脸说：“你妈是乡下人，那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戴那讲究的耳环呢？” 　　姨娘洗头从不拣七月初七。

一个月里都洗好多次头。

洗完后，一个丫头在旁边用一把粉红色大羽毛扇轻轻地扇着，轻柔的发丝飘散开来，飘得人起一股软绵绵的感觉。

父亲坐在紫檀木棍床上，端着水烟筒噗噗地抽着，不时偏过头来看她，眼神里全是笑。

姨娘抹上三花牌发油，香风四溢，然后坐正身子，对着镜子盘上一个油光闪亮的爱司髻，我站在边上都看呆了。

姨娘递给我一瓶三花牌发油，叫我拿给母亲，母亲却把它高高搁在橱背上，说：“这种新式的头油，我闻了就泛胃。

” 　　母亲不能常常麻烦张伯母，自己梳出来的鲍鱼头紧绷绷的，跟原先的螺丝髻相差有限，别说父亲，连我看了都不顺眼。

那时姨娘已请了个包梳头刘嫂。

刘嫂头上插一根大红签子，一双大脚鸭子，托着个又矮又胖的身体，走起路来气喘呼呼的。

她每天早上十点钟来，给姨娘梳各式各样的头，什么凤凰髻、羽扇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换样子，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嬝嬝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

刘嫂劝母亲说：“大太太，你也梳个时髦点的式样嘛。

” 　　母亲摇摇头，响也不响，她噘起厚嘴唇走了。

母亲不久也由张伯母介绍了一个包梳头陈嫂。

她年纪比刘嫂大，一张黄黄的大扁脸，嘴里两颗闪亮的金牙老露在外面，一看就是个爱说话的女人。

她一边梳一边叽哩呱啦地从赵老太爷的大少奶奶，说到李参谋长的三姨太，母亲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句也不搭腔，我却听得津津有味。

有时刘嫂与陈嫂一起来了，母亲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对着背同时梳头。

只听姨娘和刘嫂有说有笑，这边母亲只是闭目养神。

陈嫂越梳越没劲儿，不久就辞工不来了，我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对刘嫂说：“这么老古董的乡下太太，梳什么包梳头呢？”我琦君散文集——《素心笺》 从那以后，我就垫着矮凳替母亲梳头，梳那最简单的鲍鱼头。

我点起脚尖，从镜子里望着母亲。

她的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她的眼睛停在镜子里，望着自己出神，不再是眯缝眼儿的笑了。

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一绺绺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