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情造文，为文造情

　　指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态度和创作路线，见《文心雕龙·情采》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在这段著名论述里，刘勰以《诗经》和《汉赋》作对比，指出诗绵作者即“诗人”的创作态度是“为情而造文”；赋颂的作者“辞人”们的创作态度是“为文而造情”。

前者的创作态度是有了真挚充实的思想感情，心中郁积着怨愤，为了“以讽其上”才愤而为语言即有感有为而作文。

刘勰指出用这种创作态度写出的文章就内容充实，真实精炼，呈现出一种朴素自然精纯之美，“要约而写真”。

对这种态度刘勰给予了高度评价。

刘勰对《诗经》作者的创作态度和路线的总结，实际就是总结了《诗经》内容充实、能真实反映现实，有益于世用，肯定《诗经》文风朴实。

刘勰对《诗经》创作路线的总结很明显受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影响，“志思蓄愤”而为文，和司马迁据说“发愤之所为作”是完全一致的。

这样总结《诗经》的创作路线是十分深刻的。

和《诗经》的创作态度截然不同，赋颂作者的创作则是心中没有真挚充实的感情，没有郁积愤慨，为了卖弄才华，咕名钓誉，而矫揉造作去为文，也就是无感而为文，为作文而作文。

刘勰指出用这种创作态度写出的文章，由于作者的感情空虚，矫揉造作，不是发自深衷，缺乏真情，结果只能以炫耀浮词华藻掩盖其内容的空虚，其作品就必然“淫丽而烦滥”，“繁采寡情”，令人“味之必厌”。

这种创作态度和路线就是形式主义的创作路线，对这种态度刘勰是十分反对的。

刘勰指出就是赋颂作者这种形式主义创作给魏晋六朝创作带来不良影响。

六朝形式主义文风泛滥就是因为六朝作者抛弃了《诗经》的创作传统，而“近师辞赋”，这些作者们也是无感为文，矫揉造作，心想官爵免得，却虚伪地咏歌山林隐居。

这种创作态度就使得“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刘勰对汉赋和六朝这种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也是十分深刻的。

要求创作应“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是刘勰最重要最基本的文艺思想，充分体现了刘勰重视文学的真实感情，重视文学的思想内容，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反对形式主义创作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长远深刻的影响。

“为情造文”之论一直为后代进步作家继承，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所说的“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的著名论述很明显就是对刘勰思想的发挥。

在今天，空上光辉思想仍不失其借鉴意义。